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东西问丨旅比科学家宋志伟：为何越是在当下，越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中新社布鲁塞尔1月31日电 题：旅比科学家宋志伟：为何越是在当下，越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以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手”形容宋志伟并不为过。作为计算机专家，宋志伟旅居比利时已有37载，现任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合伙人，统领IBM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软件测试业务，是这家跨国巨头在欧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华人总监。
繁忙工作之余，宋志伟致力于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2022年11月，在宋志伟的组织下，2022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欧洲专场活动，来自17个国家的15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科学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分享在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前沿进展，激励青年科学家创新创业。
自201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发起，这是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首度“登陆”欧洲。宋志伟坦言，此次欧洲专场活动无论是会议规模还是嘉宾规格都超出预期，活动发出的《联合行动倡议》亦得到积极响应，会场涌动的“热情”让他感到“越是在当下，越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宋志伟，探讨相关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欧洲专场活动不仅成功举办，而且超出预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宋志伟：这说明人们都关心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认为这是好事。比如这次活动共得到22家欧洲本地科研院所的支持，包括欧洲研究和创新中心、欧盟科研人员服务中心等顶尖院所，参与院所的数量比预想多。
在专题报告环节，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5位专家学者担任演讲嘉宾。这3名院士都是各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会后的反馈非常好。
为了鼓励对话、行动和改革，活动发出《联合行动倡议》并得到积极响应，一些代表提议来年可以把会场放到他们的国家，还有代表希望加大参与力度，这表明大家对活动是认可的。
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举办。王刚 摄中新社记者：您多年致力于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为什么这次把目光转向青年科学家？
宋志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青年科学家可能更着眼于基础科学，着眼于青年之间的合作，表面上看不太会涉及类似5G、量子计算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但他们更开放，更有活力，代表着“科学的未来”。
另一方面，科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们那个年代，科学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科学家的成长大多“按部就班”，如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位年轻人都有可能做出大事，只要有好的想法，能把自己的东西付诸实践，就可以走进市场。
所以，这次欧洲专场活动希望搭建一个平台，帮助青年科学家获得更多人力、财力等资源创新创业；这些创新不一定局限于基础科学领域，如果在应用科学领域实现创新，不仅可以造福于现实生活，也会推动现代科学发展。
《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宣言》在浙江温州发布。钱晨菲 摄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越是在当下，越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宋志伟：我想援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论有什么分歧，谁也不能把谁“逐出地球”。对青年科学家而言，这些年轻人在会场上相识，总有一天这些国际交流的经历会融入成长历程，让他们看待世界的胸怀变得更加宽广，从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前推进。
反之，如果想“画地为牢”，人为割裂，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不允许。以我供职的IBM为例，过去是按市场需求划分组织架构，比如分成金融、通信、政府采购、工业制造等部门，但现在无论是金融还是通信，都要用到“云技术”，互相关联，由统一的“云平台”主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现在科技创新可能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如果交流渠道多，覆盖范围广，竞争力会变得更强；只想把自己限定在某一领域或特定地理空间，已经不可能了。
工作人员在湖南省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中心机房进行设备运行巡查。李科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克服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的困难和阻力？
宋志伟：国际环境带来的阻力一直都有，只不过当下显得比较突出。我曾告诉团队，重要的是“找准定位”，如果出发点是想让“地球村”变得更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服务，就会很有底气，这样的国际交流合作永远都不会错。
与海外人才交往，需要以诚相待。在征集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时，作为专业人士，我会跟踪项目在中国落地情况，不会中途撒手不管，也不会刻意隐藏什么东西，只有遵照专业、透明原则，才能彼此建立互信。
另外，要有开放心态。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很多时候即使不是学术交流，哪怕是朋友间的交流，对科研创新都有帮助，所以一定要“往外走”，跳出“舒适区”，不同观点和不同文化背景互相接触可能发生碰撞，但也会让科学家受益匪浅。(完)
受访者简介：
宋志伟，旅比计算机专家；1986年赴比利时留学，1997年加盟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现任IBM合伙人；2016年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欧洲海智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去年11月，组织举办2022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欧洲专场活动。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乐发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