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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丨“玫瑰姐姐”的玫瑰人生：让川西高原绽放“致富花”******
中新网成都10月7日电 题：“玫瑰姐姐”的玫瑰人生：让川西高原绽放“致富花”
作者 单鹏 安源
一片片香气浓郁、外形饱满的玫瑰鲜花片进入流水线，经过投料、提取、回流、接取纯露等工艺流程，淡黄色的玫瑰精油从大马士革玫瑰中提炼出来，9月中下旬，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的大马士革玫瑰进入采摘尾声。“每当玫瑰花开时，村民们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和灿烂的笑容，看到他们幸福，我就很快乐。”“玫瑰姐姐”陈望慧表示。
陈望慧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安源 摄陈望慧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曾有人说，“小金玫瑰”从无到有，经历了很多坎坷，玫瑰姐姐用“疯子”的想法、“傻子”的做法，成就了“小金玫瑰”产业，用一朵玫瑰花致富了千万家。
作为四川涉藏地区特色产业扶贫的样本，近十年来，“小金玫瑰”蹚出一条“致富路”：“世界高原玫瑰之乡”小金全县种植玫瑰1.5万亩，覆盖了13个乡镇、46个村，辐射带动3200多户2万余人增收。
陈望慧查看玫瑰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2011年，在外经营餐饮生意的陈望慧被选为冒水村村主任。冒水村坐落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这里土地贫瘠、野猪肆虐，是典型的贫困村。
谈起小金县最初为何选择发展玫瑰产业，陈望慧笑言小金的玫瑰产业是“被野猪啃出来的”。2011年，陈望慧在高半山查看被野猪破坏的庄稼时，意外发现地边几株玫瑰含苞待放。因为花茎带刺，野猪无法啃食。这一发现让她萌生了种植玫瑰花的念头。在先后前往7个省考察学习玫瑰品种和种植效益后，2012年，陈望慧在冒水村成立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村干部和党员带头试种下，60多亩玫瑰花开得很好。后来这批玫瑰花运到甘肃兰州苦水镇加工，提炼出的玫瑰精油得到同行和专家的一致认可，他们认为小金县种植环境绿色生态，而且玫瑰花期长、含油量高、香气纯正。这让陈望慧更加坚定发展玫瑰产业的想法。
“小金玫瑰”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其今天蒸蒸日上的场景背后，是老百姓从“不愿种”向“自愿种”的转变。玫瑰花虽然每年都种，但有的老百姓将信将疑，打心眼里不认为玫瑰花能代替庄稼，花田管理并不用心；再加上玫瑰品种不够优质，早先“小金玫瑰”成活率很低。陈望慧只好提高价格收购鲜花，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同时更新品种，改种产量和品质更优的大马士革玫瑰。
陈望慧(左三)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渐有起色后，陈望慧加大投入，在村里建起玫瑰加工厂，引进生产线进行玫瑰精油、纯露、花茶、酱、鲜花饼的加工生产，采用“支部+合作社+公司+党员+农户+基地”发展模式。该模式不需要流转农户土地，老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多劳多得。随着“小金玫瑰”的名声在外打响，玫瑰不愁销路，老百姓脸上也露出灿烂笑容，“死心塌地”地跟着陈望慧种植玫瑰。
“以前一个村100多户人家，只有三四家是‘万元户’。种植玫瑰后，几乎家家户户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望慧说，除了显著的收入增长，玫瑰还促进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现在大家对生活充满激情与自信，也越来越团结，期盼着共同富裕。”
疫情发生后，“小金玫瑰”出口保加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的海外订单被大量取消。面对市场压力，此前只负责玫瑰种植和加工的陈望慧主动投身销售前线，背上玫瑰精油化妆品来到广州开辟新市场，建立新销售渠道。“产业发展不遇到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疫情平稳后，市场会逐渐回暖，我对此很有信心。”陈望慧表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陈望慧心中还有一幅更大的蓝图：将玫瑰产业与乡村振兴衔接起来，在一产、二产基础上发展融合高原玫瑰与红色文化的文旅产业。“种植玫瑰后，每个村有每个村的风景。”陈望慧称，冒水村正在更新基础设施，不少村民也抓紧装修房屋和庭院，为吸引游客“蓄力”，“未来乡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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